【第044章】 北方战争（19）
“八嘎……可恶的支那猪！”
当《海参崴条约》的内容相对公开之后，日本人就忍不住肝火大作了。原本算盘打得很好，先让白俄和中国人打得火热，然后再一旁杀出，不但实力不会受损，而且还能捞取更多的好处。现在这样一来，不但坐山观虎斗的梦想成为泡影，便连继续进行战事都没有了合适的借口。
但是，英国怎么会放弃这么良好的机会而让中国独大呢？即便被迫签订条约的鄂木斯克政权，也对中国报以仇视的目光，巴不得有人前来牵制。
于是，原本师出无名的日本，接到了鄂木斯克政权的“邀请”，让日本一同加入反赤的行列。这样的决定，中国是铁定要反对的，但是，形势比人强，秦时竹清楚地知道，拒绝日本参与不但在实际上做不到，而且更容易导致危险——中国在远东攻城略地，日本在后院虎视眈眈，只有让渡一定的利益，消耗日本的潜力和野心，事情才能有所转机。
于是，在反布尔什维克的大旗下，鄂木斯克-北京-东京-伦敦这四个各怀心思的轴心开始建立起来了，而当务之急，则是迅速平定在俄国中枢地带的布尔什维克及其军队——红军。
布尔什维克党在未掌握国家政权时为了瓦解作为沙皇专制统治支柱的沙俄军队，在军队内部进行的宣传活动以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权威和军队的组织纪律制度为主要内容，革命后为了兑现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诺言又大量遣散旧军队。面对白军的进攻，苏维埃政府掌握的军队数量严重不足，面对来自各个方向的围攻疲于应对、顾此失彼。而且就是这些有限的军队，也因为军官的大量流失而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约束和指挥。被留用的军官有相当部分的忠诚度值得怀疑，甚至隐藏了大量的破坏分子。那些忠心于新政权的军官，也往往因为由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兵运宣传造成的军队内部自由思想泛滥、组织纪律涣散而难以建立权威、发挥与旧军队或白军中的军官相当的作用。
从这些层面看，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力量是软弱的，因为他们破坏和废除了军队中旧有的制度，但是却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来替代。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只有一个，重新在红军内部建立起正规有效的组织、指挥和政工制度，如果短时间内不能建立起新的制度替代那么干脆恢复旧有的制度。抓住了这一关键点就可以保证红军的兵源、纪律、忠诚和战斗力，就能够解决存在的绝大多数问题。
反过来看，白军虽然人多势众，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比红军更难以解决。
从持久作战能力来看，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中枢地区，拥有绝大部分的工业和农业产地，而鄂木斯克政权掌握的基本属于贫瘠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是不毛之地。从面积来看，鄂木斯克政权比莫斯科政权大得多，但从质量来看，鄂木斯克政权比布尔什维克差得远了。核心既是指地理形势上的，也是对工业交通而言。这样不仅从地理上隔绝了各路白军之间的实质联系，更重要的是苏维埃政府掌握了西部乃至全国的工业精华区和铁路、内河航运的枢纽和干线。依托工业区，红军不仅武器弹药的生产供应方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白军军火供应除了依赖原本散步各地的库存外，便只有依靠英法接济了，而接济的命脉有掐在中国手里），这些地区聚居的产业工人也成为了红军稳定而可靠的兵源保证。借助完整的水陆运输网，红军的兵员和武器可以便捷的输送到需要的地方、达成局部的优势。
由于人口处以劣势，兵员的补充也成为白军的致命缺陷，白军因为以旧体制军队为基础，拥有技战术水平高出对手很多的高素质兵员，白军中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经验丰富的军官充裕到可以作为普通步兵使用。高素质的兵员是白军最大的优势，而补充这些高素质兵员的伤亡，则是白军面临的最大的瓶颈问题。毕竟有热情参加白军的旧军人和贵族军官在数量上远远不能与支持革命的工人士兵相比，更何况白军在占领区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体系，也就不可能有完善的动员体制，不要说高素质兵员，就是“壮丁”恐怕也难以补充，即使有动员和补充，量既不足，在质上更远远不能与最初的那些职业军人相比。无法克服兵员补充的瓶颈，白军就只能是一支“一次性军队”，它的每一点消耗和损失都几乎是无法恢复的，每打一仗——即使是胜仗——就削弱一分，胜利越多，损失越多，实力越弱，离最终的覆灭也就越近了。反观红军，一直在弱小状态下成长，但只要不被彻底消灭，便有东山再起的时候。
这简直就是美国南北战争的翻版——虽然北方没有杰出的将领（南方拥有以罗伯特.李为代表的最拔尖的职业军人），但北方拥有工业基础，拥有人口优势，不管打多少次败仗都可以恢复重建，南方只要稍微打几次败仗乃至消耗战都会一蹶不振。
鄂木斯克政权在军事上另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在苏维埃政权的各路敌人当中，有忠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克伦斯基，有妄图复辟诺曼洛夫王朝和沙皇专制的——高尔察克、邓尼金，有想趁着天下大乱借机恢复故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曼纳海姆、毕苏斯基，有想割据一方占地为王的——彼得留拉，有想换取自由和回家的机会的——捷克军团、有纯粹就是看不惯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方针和路线的——叛乱的哥萨克、甚至还有干脆就是打家劫舍过了今天不想明天的流寇——马赫诺。这些力量虽然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但他们的政治信仰和目标却千差万别，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即使高尔察克担任了最高执政，他原来在俄军中的地位并不高，也不能够统御所有军队。
而布尔什维克一贯强调党的领导与政治路线，即便高层党的干部不懂军事，也依然能够掌握全部军事。这就保证了最大的凝聚力，因为作战经验可以在战斗中学习，团结和凝聚力却不容易培养。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承认契卡的厉害。
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契卡全称全俄肃清***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该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根据Ф.Э.捷尔任斯基的建议，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于1917年4月4日通过了《关于建立肃反委员会的决议》；4月20日，设立以捷尔任斯基为主席的契卡并在各级地方苏维埃成立肃反委员会。作为布尔什维克在生产、军队和地方上成立专门的肃反机构。它拥有很大权力 ，可以逮捕一切敌对分子，冤假错案自然免不了，但真正的敌人也会在这样“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放过一个”的氛围中折翼。
虽然有工业生产、兵力动员和交通运输方面的优势，但苏维埃方面也面临着一个致命却难以解决的瓶颈问题——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短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对上述核心区以外的广大农业区缺乏有效的控制，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匮乏成为整个内战过程中制约苏维埃政府的最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造成这种窘境固然有主要粮食产区大都属于敌占区或交战区或真空区的原因，但即使是在红军确实控制的地区，粮食的征集也是困难重重。共产主义纲领对自耕农占大多数的俄罗斯农民阶级缺乏吸引力，所以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有多高的革命热情像产业工人义务劳动、踊跃参军那样自动拿出粮食去支援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将全部力量都用于支援战争的政府也无力如农民所愿的提供大量他们需要的工业制成品来换取粮食。对于迫切需要粮食的政府而言，剩下的也就只有通过武力强行征集一条路了，于是“余粮征集制”便出台了，这是布尔什维克饮鸩止渴的战略，同样也最大限度地增强了自身力量。
这却是可以利用的大好机会，在听取葛洪义有关俄国内部动向的情报分析后，秦时竹做出了决定。修改“逐鹿”行动第四阶段战略计划，从布尔什维克最难以解决的粮食问题入手，摧毁俄国的农业经济基础。国防军到俄国来，可不是为了和红军交战的，那样是本未到置，也不见得能够完成消灭红军的任务，但削弱俄国战争潜力，破坏俄国经济基础的目标却必须要完成——在民族利己时代，这样才能自保！
当《海参崴条约》的内容相对公开之后，日本人就忍不住肝火大作了。原本算盘打得很好，先让白俄和中国人打得火热，然后再一旁杀出，不但实力不会受损，而且还能捞取更多的好处。现在这样一来，不但坐山观虎斗的梦想成为泡影，便连继续进行战事都没有了合适的借口。
但是，英国怎么会放弃这么良好的机会而让中国独大呢？即便被迫签订条约的鄂木斯克政权，也对中国报以仇视的目光，巴不得有人前来牵制。
于是，原本师出无名的日本，接到了鄂木斯克政权的“邀请”，让日本一同加入反赤的行列。这样的决定，中国是铁定要反对的，但是，形势比人强，秦时竹清楚地知道，拒绝日本参与不但在实际上做不到，而且更容易导致危险——中国在远东攻城略地，日本在后院虎视眈眈，只有让渡一定的利益，消耗日本的潜力和野心，事情才能有所转机。
于是，在反布尔什维克的大旗下，鄂木斯克-北京-东京-伦敦这四个各怀心思的轴心开始建立起来了，而当务之急，则是迅速平定在俄国中枢地带的布尔什维克及其军队——红军。
布尔什维克党在未掌握国家政权时为了瓦解作为沙皇专制统治支柱的沙俄军队，在军队内部进行的宣传活动以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权威和军队的组织纪律制度为主要内容，革命后为了兑现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诺言又大量遣散旧军队。面对白军的进攻，苏维埃政府掌握的军队数量严重不足，面对来自各个方向的围攻疲于应对、顾此失彼。而且就是这些有限的军队，也因为军官的大量流失而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约束和指挥。被留用的军官有相当部分的忠诚度值得怀疑，甚至隐藏了大量的破坏分子。那些忠心于新政权的军官，也往往因为由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兵运宣传造成的军队内部自由思想泛滥、组织纪律涣散而难以建立权威、发挥与旧军队或白军中的军官相当的作用。
从这些层面看，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力量是软弱的，因为他们破坏和废除了军队中旧有的制度，但是却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来替代。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只有一个，重新在红军内部建立起正规有效的组织、指挥和政工制度，如果短时间内不能建立起新的制度替代那么干脆恢复旧有的制度。抓住了这一关键点就可以保证红军的兵源、纪律、忠诚和战斗力，就能够解决存在的绝大多数问题。
反过来看，白军虽然人多势众，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比红军更难以解决。
从持久作战能力来看，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中枢地区，拥有绝大部分的工业和农业产地，而鄂木斯克政权掌握的基本属于贫瘠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是不毛之地。从面积来看，鄂木斯克政权比莫斯科政权大得多，但从质量来看，鄂木斯克政权比布尔什维克差得远了。核心既是指地理形势上的，也是对工业交通而言。这样不仅从地理上隔绝了各路白军之间的实质联系，更重要的是苏维埃政府掌握了西部乃至全国的工业精华区和铁路、内河航运的枢纽和干线。依托工业区，红军不仅武器弹药的生产供应方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白军军火供应除了依赖原本散步各地的库存外，便只有依靠英法接济了，而接济的命脉有掐在中国手里），这些地区聚居的产业工人也成为了红军稳定而可靠的兵源保证。借助完整的水陆运输网，红军的兵员和武器可以便捷的输送到需要的地方、达成局部的优势。
由于人口处以劣势，兵员的补充也成为白军的致命缺陷，白军因为以旧体制军队为基础，拥有技战术水平高出对手很多的高素质兵员，白军中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经验丰富的军官充裕到可以作为普通步兵使用。高素质的兵员是白军最大的优势，而补充这些高素质兵员的伤亡，则是白军面临的最大的瓶颈问题。毕竟有热情参加白军的旧军人和贵族军官在数量上远远不能与支持革命的工人士兵相比，更何况白军在占领区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体系，也就不可能有完善的动员体制，不要说高素质兵员，就是“壮丁”恐怕也难以补充，即使有动员和补充，量既不足，在质上更远远不能与最初的那些职业军人相比。无法克服兵员补充的瓶颈，白军就只能是一支“一次性军队”，它的每一点消耗和损失都几乎是无法恢复的，每打一仗——即使是胜仗——就削弱一分，胜利越多，损失越多，实力越弱，离最终的覆灭也就越近了。反观红军，一直在弱小状态下成长，但只要不被彻底消灭，便有东山再起的时候。
这简直就是美国南北战争的翻版——虽然北方没有杰出的将领（南方拥有以罗伯特.李为代表的最拔尖的职业军人），但北方拥有工业基础，拥有人口优势，不管打多少次败仗都可以恢复重建，南方只要稍微打几次败仗乃至消耗战都会一蹶不振。
鄂木斯克政权在军事上另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在苏维埃政权的各路敌人当中，有忠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克伦斯基，有妄图复辟诺曼洛夫王朝和沙皇专制的——高尔察克、邓尼金，有想趁着天下大乱借机恢复故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曼纳海姆、毕苏斯基，有想割据一方占地为王的——彼得留拉，有想换取自由和回家的机会的——捷克军团、有纯粹就是看不惯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方针和路线的——叛乱的哥萨克、甚至还有干脆就是打家劫舍过了今天不想明天的流寇——马赫诺。这些力量虽然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但他们的政治信仰和目标却千差万别，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即使高尔察克担任了最高执政，他原来在俄军中的地位并不高，也不能够统御所有军队。
而布尔什维克一贯强调党的领导与政治路线，即便高层党的干部不懂军事，也依然能够掌握全部军事。这就保证了最大的凝聚力，因为作战经验可以在战斗中学习，团结和凝聚力却不容易培养。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承认契卡的厉害。
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契卡全称全俄肃清***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该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根据Ф.Э.捷尔任斯基的建议，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于1917年4月4日通过了《关于建立肃反委员会的决议》；4月20日，设立以捷尔任斯基为主席的契卡并在各级地方苏维埃成立肃反委员会。作为布尔什维克在生产、军队和地方上成立专门的肃反机构。它拥有很大权力 ，可以逮捕一切敌对分子，冤假错案自然免不了，但真正的敌人也会在这样“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放过一个”的氛围中折翼。
虽然有工业生产、兵力动员和交通运输方面的优势，但苏维埃方面也面临着一个致命却难以解决的瓶颈问题——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短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对上述核心区以外的广大农业区缺乏有效的控制，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匮乏成为整个内战过程中制约苏维埃政府的最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造成这种窘境固然有主要粮食产区大都属于敌占区或交战区或真空区的原因，但即使是在红军确实控制的地区，粮食的征集也是困难重重。共产主义纲领对自耕农占大多数的俄罗斯农民阶级缺乏吸引力，所以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有多高的革命热情像产业工人义务劳动、踊跃参军那样自动拿出粮食去支援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将全部力量都用于支援战争的政府也无力如农民所愿的提供大量他们需要的工业制成品来换取粮食。对于迫切需要粮食的政府而言，剩下的也就只有通过武力强行征集一条路了，于是“余粮征集制”便出台了，这是布尔什维克饮鸩止渴的战略，同样也最大限度地增强了自身力量。
这却是可以利用的大好机会，在听取葛洪义有关俄国内部动向的情报分析后，秦时竹做出了决定。修改“逐鹿”行动第四阶段战略计划，从布尔什维克最难以解决的粮食问题入手，摧毁俄国的农业经济基础。国防军到俄国来，可不是为了和红军交战的，那样是本未到置，也不见得能够完成消灭红军的任务，但削弱俄国战争潜力，破坏俄国经济基础的目标却必须要完成——在民族利己时代，这样才能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