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4章】国策建设（5）
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原本并没有列入内阁会议的讨论，也不是国策建设的范围之内——因为按照一般人的心思，对于金融监管这种事情，多半只会感到神秘和困惑，不会往建设这个思路上去想，秦时竹的言语，顿时打开了众人的思路，让他们扩散开来。
唐绍仪、岑春煊等人都是清末的封疆，对于中枢的财政体系和金融体制或许认识没有太多的经验，但对于一个地方的金融体制，却是再熟悉不过了。清末经济混乱，金融问题层出不穷，早就为他们所诟病，现在秦时竹提出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自然非常对他们的胃口。
但是，他们同样深知，加强对金融进行监管，理顺内部经济体系，从本质上说是改变和冲击帝国主义旧有侵略体系的关键一环，和收回租界、武力威慑等行为相比，更有持久性的对抗因素在里面，因此，既要操作得当，又不能引起各国太大的反弹，便是考虑的关键。
秦时竹道：“如何具体操作，我心里也没有完全成熟的方案，可以请秉三先谈一谈，哪些问题是最为迫切和紧要的。”
“问题很多，我也不敢说完全掌握其中关键，但紧要的地方还是基本有数的。”熊希龄虽然被秦时竹问了一个措手不及，但毕竟都是日常事务，基础还是扎实，不会难以接受，“在兄弟看来，列强控制我经济命脉，干扰我金融体制主要有5个方面，其一，货币金属自由贩运，造成物价起落和币值不稳。我看了各国，对于担当货币和货币准备的贵金属——主要是黄金，都是有管制条例的，一律不得随意进出口，但在我国，情形就不同，全部是自由进出口的，比如从前银元和银两并用的时候，不法商人便利用其中的铸币收益，从花旗国运来大批银条，然后铸造银元，再反过来套购外国本币，革命初期，也有南方各省从国外进口铜料，铸造当5、当10的大铜元，结果物价涨得一塌糊涂，现在虽然我们已经废两改元，收回了铸币权，但因为战争时期，各类贵金属价格暴涨，欧洲各国需求犹大，按照海关的统计，每个月都能查到偷偷摸摸出口的，我国贵金属产出有限，这个问题不加以解决，将来会有问题；其二，外国银行在我国发行纸币，而且任意流通，各个租界自然不必说，便是各大通商港口、商埠，都充斥着外国货币，甚至在某些地方还规定非用外币不可——比如原来在东清铁路，俄国方面就规定要用卢布买票。这些货币，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外国银行用一张废纸套购我们的物资罢了，原来在东省，要不是总统英明睿远，坚决抵制卢布的使用，按照现在卢布贬值的幅度，早就不知道亏到哪里去了，其他各国在华发行的纸币，同样都是这个问题，准备金多少，到底发行量有多少，我们完全不能掌握，一旦有变，后果不堪设想，轻则损失惨重，重则激起民变，极其危险。其三，国际汇兑权控制在列强手中，这个问题以前非常严重，现在有所好转，但兄弟认为不能掉以轻心。”
所谓国际汇兑权，其实是在进出口贸易时，涉及到银行本票和信用证明时，外国公司和洋行一律要求中国企业只有拥有外国在华银行开出的票据才予以接受，尤其又以汇丰最为大宗。这样一来，国内出口企业便不得不在外资银行开立账户，资信情况乃至各种担保抵押都得通过外资银行，不但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而且还夺取了中国本土银行的空间。北方实业因为实力强大，产品又不愁销路，一般开具人民银行的均可使用，其他公司，大多需要开具此类票据才能正常经营，无形中被盘剥一回。
“其四，任意发行公司债券和股票，套取国内资金，最为典型的就是橡皮股票破产事件。”当时各国在华银行，由于信用相对牢固，便成为冒险家加以凭借的平台。利用中国绅商对外资银行的信任，发行各种有价证券，故意渲染高额盈利的前景和不切实际的投资回报率，上海当时只要是个外国公司，随便开立一个账户就可以在租界发行债券和股票——完全不受监督，几乎等于公开的诈骗。橡皮股票风波之后，上海滩损失数千万元资本，各大钱庄票号倒了上百家，就是因为参与了这种虚幻投机。固然原因在于投资人的贪婪和愚昧，但外资银行因为高额佣金和回扣在其中扮演了为虎作伥的角色，事后又以“责任自负”为由推得一干二净，不能不说是问题所在。
“其五，是对财政的控制和干扰。清末以来，各大列强利用各种各样的条约，对我国财政和税收体系予以渗透，意图控制。各类借款，要求以盐税、关余做抵押，直接派人插手；兴修铁路等工程，又要派人监管财务，还要定点采购等等……就差没说直接替我们管理财政、经营企业的话了。”这一点是各路封疆最为痛恨的地方，当然，痛恨的责任也不能完全都怪到外国人身上。对于国外借款，外资银行诟病最多的就是3点，一是不透明，投到哪里，用了多少钱，怎么用的，还剩多少，经常是一团糊涂账；二是挤占挪用，违背了专款专用原则，说好是修铁路的，说不定就拿去当军费了，又或者挪用到其他产业上去，再或者变成慈禧的个人享乐基金；三是贪污舞弊，哪怕封疆本人不贪不纳，也难保下面搞小动作，这几乎是固有惯例，已经见怪不怪。有一个评论最为中肯：海关固然是外国管制中国财政经济最为严苛的场所，但就其廉洁性和办事效率而言，却是最好的地方，胜过各大衙门多矣。
是故，熊希龄在指出最后一点时也强调道：“最后一条，兄弟也要谈些个人意见。外国银行虽然对我们有这样那样的干涉，但除了正当谋利之外，其余非法行为却比我们要少得多，办事干净也有成效，这一点却是我们要学习的。中央银行兴建之后，在这一点上勉力为之，廉洁奉公比前清提高不少，但办事能力，还有较大欠缺。”
众人点头称是，唐绍仪道：“熊总长的分析，也差不多就是兄弟的见识。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想，中国各方面漏洞百出，共和革命成功，只是变更了国体，只是改造了上层，但并不等于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下面的问题不解决，不但上层的作用不能发挥，说不定比前清干得更差。”
“这一点唐总理是过谦了，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我们从最顶头抓起，一层层往下抓，我就不信抓不好。”秦时竹道，“原来说，中国军队要吃空饷，高级军官要徇私舞弊，我们推行总后勤部、推进兵站体制，搞后勤独立之后，问题减少了很多——可见，还是体制的缘故。好的体制使好人能干事，坏人干不了坏事，坏的体制使好人办不成事，坏人干尽坏事。人好人坏，总会有，但只要体制正常，坏事的可能性就小。”
“问题怎么解决呢？”梁启超斟酌道，“这5个方面，我看哪个都不容易解决，还得要中央下决心……”
“卓如，你就干脆直接说，让我挑担子得了。”秦时竹诙谐的一句，大家都笑了起来。因为谁都知道，大总统这人是强硬派，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洋鬼子在中国攫取的不正当利益，要拿回来，没有决心和动真格的勇气怎么行。前次将检阅部队直接开进天津，好几个阁僚还捏了把汗，即便沉稳如唐绍仪，也委婉地表示不太赞同这么说。但后来陆征祥黑脸一摆，夏海强脾气一发，各国也没敢怎么样，到后来就不了了之，可见秦时竹的分成拿捏与火候把握，着实到了一定境界。
周学熙道：“还是按照大总统的思路，积极稳妥，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能引起外国的反弹，还是那句老话，一步步来，钝刀子割肉。这五个方面的弊端，由来已久，成问题积了几十年，我们如果能用10几年解决掉，也不为过。”
“10几年太慢。”葛洪义道，“我认为几年之内要陆续解决掉，特别是欧战方炽，阵营对立，无论英法还是德奥均有求于我，日本新败，也掀不起风浪，容易达成谅解，一旦恢复国际平衡，牵一发动全身，反而困难。”
“我认为葛副总理言之有理，一年太急，10年太缓，3年，最多4年，要把问题都解决掉。”秦时竹道，“无论软硬兼施，咱们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解决掉，该强硬强硬，该装傻装傻，这一点，外交部责无旁贷。”
“请总统放心，外交部一定以最大努力周旋其中，为国家效命。”陆征祥连忙表态。
唐绍仪、岑春煊等人都是清末的封疆，对于中枢的财政体系和金融体制或许认识没有太多的经验，但对于一个地方的金融体制，却是再熟悉不过了。清末经济混乱，金融问题层出不穷，早就为他们所诟病，现在秦时竹提出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自然非常对他们的胃口。
但是，他们同样深知，加强对金融进行监管，理顺内部经济体系，从本质上说是改变和冲击帝国主义旧有侵略体系的关键一环，和收回租界、武力威慑等行为相比，更有持久性的对抗因素在里面，因此，既要操作得当，又不能引起各国太大的反弹，便是考虑的关键。
秦时竹道：“如何具体操作，我心里也没有完全成熟的方案，可以请秉三先谈一谈，哪些问题是最为迫切和紧要的。”
“问题很多，我也不敢说完全掌握其中关键，但紧要的地方还是基本有数的。”熊希龄虽然被秦时竹问了一个措手不及，但毕竟都是日常事务，基础还是扎实，不会难以接受，“在兄弟看来，列强控制我经济命脉，干扰我金融体制主要有5个方面，其一，货币金属自由贩运，造成物价起落和币值不稳。我看了各国，对于担当货币和货币准备的贵金属——主要是黄金，都是有管制条例的，一律不得随意进出口，但在我国，情形就不同，全部是自由进出口的，比如从前银元和银两并用的时候，不法商人便利用其中的铸币收益，从花旗国运来大批银条，然后铸造银元，再反过来套购外国本币，革命初期，也有南方各省从国外进口铜料，铸造当5、当10的大铜元，结果物价涨得一塌糊涂，现在虽然我们已经废两改元，收回了铸币权，但因为战争时期，各类贵金属价格暴涨，欧洲各国需求犹大，按照海关的统计，每个月都能查到偷偷摸摸出口的，我国贵金属产出有限，这个问题不加以解决，将来会有问题；其二，外国银行在我国发行纸币，而且任意流通，各个租界自然不必说，便是各大通商港口、商埠，都充斥着外国货币，甚至在某些地方还规定非用外币不可——比如原来在东清铁路，俄国方面就规定要用卢布买票。这些货币，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外国银行用一张废纸套购我们的物资罢了，原来在东省，要不是总统英明睿远，坚决抵制卢布的使用，按照现在卢布贬值的幅度，早就不知道亏到哪里去了，其他各国在华发行的纸币，同样都是这个问题，准备金多少，到底发行量有多少，我们完全不能掌握，一旦有变，后果不堪设想，轻则损失惨重，重则激起民变，极其危险。其三，国际汇兑权控制在列强手中，这个问题以前非常严重，现在有所好转，但兄弟认为不能掉以轻心。”
所谓国际汇兑权，其实是在进出口贸易时，涉及到银行本票和信用证明时，外国公司和洋行一律要求中国企业只有拥有外国在华银行开出的票据才予以接受，尤其又以汇丰最为大宗。这样一来，国内出口企业便不得不在外资银行开立账户，资信情况乃至各种担保抵押都得通过外资银行，不但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而且还夺取了中国本土银行的空间。北方实业因为实力强大，产品又不愁销路，一般开具人民银行的均可使用，其他公司，大多需要开具此类票据才能正常经营，无形中被盘剥一回。
“其四，任意发行公司债券和股票，套取国内资金，最为典型的就是橡皮股票破产事件。”当时各国在华银行，由于信用相对牢固，便成为冒险家加以凭借的平台。利用中国绅商对外资银行的信任，发行各种有价证券，故意渲染高额盈利的前景和不切实际的投资回报率，上海当时只要是个外国公司，随便开立一个账户就可以在租界发行债券和股票——完全不受监督，几乎等于公开的诈骗。橡皮股票风波之后，上海滩损失数千万元资本，各大钱庄票号倒了上百家，就是因为参与了这种虚幻投机。固然原因在于投资人的贪婪和愚昧，但外资银行因为高额佣金和回扣在其中扮演了为虎作伥的角色，事后又以“责任自负”为由推得一干二净，不能不说是问题所在。
“其五，是对财政的控制和干扰。清末以来，各大列强利用各种各样的条约，对我国财政和税收体系予以渗透，意图控制。各类借款，要求以盐税、关余做抵押，直接派人插手；兴修铁路等工程，又要派人监管财务，还要定点采购等等……就差没说直接替我们管理财政、经营企业的话了。”这一点是各路封疆最为痛恨的地方，当然，痛恨的责任也不能完全都怪到外国人身上。对于国外借款，外资银行诟病最多的就是3点，一是不透明，投到哪里，用了多少钱，怎么用的，还剩多少，经常是一团糊涂账；二是挤占挪用，违背了专款专用原则，说好是修铁路的，说不定就拿去当军费了，又或者挪用到其他产业上去，再或者变成慈禧的个人享乐基金；三是贪污舞弊，哪怕封疆本人不贪不纳，也难保下面搞小动作，这几乎是固有惯例，已经见怪不怪。有一个评论最为中肯：海关固然是外国管制中国财政经济最为严苛的场所，但就其廉洁性和办事效率而言，却是最好的地方，胜过各大衙门多矣。
是故，熊希龄在指出最后一点时也强调道：“最后一条，兄弟也要谈些个人意见。外国银行虽然对我们有这样那样的干涉，但除了正当谋利之外，其余非法行为却比我们要少得多，办事干净也有成效，这一点却是我们要学习的。中央银行兴建之后，在这一点上勉力为之，廉洁奉公比前清提高不少，但办事能力，还有较大欠缺。”
众人点头称是，唐绍仪道：“熊总长的分析，也差不多就是兄弟的见识。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想，中国各方面漏洞百出，共和革命成功，只是变更了国体，只是改造了上层，但并不等于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下面的问题不解决，不但上层的作用不能发挥，说不定比前清干得更差。”
“这一点唐总理是过谦了，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我们从最顶头抓起，一层层往下抓，我就不信抓不好。”秦时竹道，“原来说，中国军队要吃空饷，高级军官要徇私舞弊，我们推行总后勤部、推进兵站体制，搞后勤独立之后，问题减少了很多——可见，还是体制的缘故。好的体制使好人能干事，坏人干不了坏事，坏的体制使好人办不成事，坏人干尽坏事。人好人坏，总会有，但只要体制正常，坏事的可能性就小。”
“问题怎么解决呢？”梁启超斟酌道，“这5个方面，我看哪个都不容易解决，还得要中央下决心……”
“卓如，你就干脆直接说，让我挑担子得了。”秦时竹诙谐的一句，大家都笑了起来。因为谁都知道，大总统这人是强硬派，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洋鬼子在中国攫取的不正当利益，要拿回来，没有决心和动真格的勇气怎么行。前次将检阅部队直接开进天津，好几个阁僚还捏了把汗，即便沉稳如唐绍仪，也委婉地表示不太赞同这么说。但后来陆征祥黑脸一摆，夏海强脾气一发，各国也没敢怎么样，到后来就不了了之，可见秦时竹的分成拿捏与火候把握，着实到了一定境界。
周学熙道：“还是按照大总统的思路，积极稳妥，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能引起外国的反弹，还是那句老话，一步步来，钝刀子割肉。这五个方面的弊端，由来已久，成问题积了几十年，我们如果能用10几年解决掉，也不为过。”
“10几年太慢。”葛洪义道，“我认为几年之内要陆续解决掉，特别是欧战方炽，阵营对立，无论英法还是德奥均有求于我，日本新败，也掀不起风浪，容易达成谅解，一旦恢复国际平衡，牵一发动全身，反而困难。”
“我认为葛副总理言之有理，一年太急，10年太缓，3年，最多4年，要把问题都解决掉。”秦时竹道，“无论软硬兼施，咱们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解决掉，该强硬强硬，该装傻装傻，这一点，外交部责无旁贷。”
“请总统放心，外交部一定以最大努力周旋其中，为国家效命。”陆征祥连忙表态。